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,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加,如何有效预防化解社会矛盾,促进社会和谐稳定,成为新时期摆在政法委书记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。

　　时不我待。正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政法委书记首期培训班上,多位地方党委政法委书记向《法制日报》记者表示,要加深对新形势下政法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,结合地方实际,把社会矛盾的末端处理与源头治理结合起来,把解决具体问题与制定完善政策制度结合起来,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。

 

　　“走出大楼,走进基层,走进群众”,广东省英德市推行的市领导干部“三走”活动,为的是让市领导班子更广泛、更全面地了解基层实际,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。

　　据英德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陈祥定介绍,英德还推行了干部社情民意日记制度,要求镇村干部把每天的工作内容写进社情民情日记。

　　“社情民意日记制度的推行,让镇村干部自觉与群众接触,敢于直面矛盾,让群众话有地方讲、理有地方说、气有地方出、冤有地方申,反映的问题有地方解决,从而维护了群众利益,密切了干群关系。”陈祥定说。

　　在建设好综治信访维稳三级平台的基础上,英德市不断巩固、完善和提高建设效果,强化综治信访维稳工作效率。

　　2011年,英德市共排查不稳定因素及矛盾纠纷2402宗,同比增长446宗,成功调解2161宗,成功调解率为90.1%,大大增强了基层综治信访维稳工作队伍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,减少了群体性不稳定事件的发生。

 

　　两年前,浙江省诸暨市璜山镇溪北村村民金伟(化名)死于一场意外交通事故。之后,金伟的家人朋友十几口人冲到车主周某家中讨说法,一起群体性事件在所难免。

　　璜山镇政府老朱调解室调解员朱仲青接到消息后,立即拨通双方的电话,要双方保持克制。赶到现场后,他又给双方当事人一一做工作,但双方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,首次调解没有成功。

　　当天下午,死者家属到周某家和工作单位闹事。朱仲青连忙赶到死者家里制止,又组织双方当事人的亲友进行沟通,经过多次调解,在老朱调解室两家终于达成了赔偿协议。

　　诸暨是“枫桥经验”的发源地,如今,一批像“老朱”、“江大姐”这样的品牌调解工作室相继建立。诸暨市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郭浩良介绍说,诸暨跨市县的边界调委会、老年协会、驾驶员协会等民间组织也纷纷参与调解工作,形成了一张点、线、面结合的“大调解”组织网络。

　　郭浩良说,目前,诸暨全市共有各类人民调解组织807家,调解员3273名,实现了“哪里有矛盾,哪里就有调解组织；哪里有纠纷,哪里就有调解员”。2011年,全市共排查调处各类纠纷5804件,调处成功5599件,成功率达96.5%。

 

　　山东省寿光市被誉为“中国蔬菜之乡”,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、价格形成中心、信息交流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——寿光蔬菜批发市场。

　　寿光市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赵绪春告诉记者,寿光蔬菜批发市场运营25年来,逐渐暴露出投入不足、场地受限、设施落后、功能不全、交通不畅等弊端。

　　2006年,寿光市委、市政府及时启动物流园新建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计划。而与之相伴的是原蔬菜批发市场必须整体搬迁。

　　赵绪春说,市场搬迁涉及面广,情况错综复杂,稍有不慎,极易引发矛盾纠纷,甚至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损失,成为当时寿光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
　　寿光市委、市政府从2007年新市场建设之初,就启动维稳风险评估机制,运用科学方法,摸清摸准各类不稳定因素,积极稳妥推进工作。

　　“整体搬迁过程中,涉及稳定问题的主要矛盾全部就地予以化解,实现了稳定与繁荣双赢的既定目标。”赵绪春说。

 

　　近年来,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迎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,同时也进入了社会矛盾的集中凸显期。西昌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彭康介绍说,这些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地以案件形式进入司法渠道,并由此带来涉法涉诉信访问题。

　　“在这种情况下,西昌采用畅通信访渠道、加大排查力度、强化督导案件办结率等措施,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。”彭康说。

　　数据显示,截至2011年12月,西昌全市共排查信访积案5件,化解结案5件,办结率100%,实现了越级访、重复访总量下降,涉法涉诉信访秩序逐步好转。

　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是老城区。据瑶海区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卫立顺介绍,瑶海区以旧城改造和道路建设为重点的大建设任务重,历经数次区划调整,沉淀了很多矛盾,解决难度大。

　　“我们的指导思想是:不推不让、不躲不闪、主动接访、解决问题。”卫立顺说,面对严峻形势,瑶海区加强信访领导班子,深入开展“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”、“党政领导干部开门主动接访、带案下访”和“千案攻坚”专项活动,有效化解了多种矛盾,扭转了信访工作被动局面。

 

　　陈祥定(广东省英德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):英德市镇村每月自下而上召开排查工作例会,充分发挥综治信访维稳三级平台信息共享的特点,把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在例会上抖出来,共同分析研判,落实责任和化解方案。

　　郭浩良(浙江省诸暨市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):在网格化管理中,综治网格员个个都是调解员,对一般矛盾纠纷在第一时间先行介入,就地化解,做到家庭琐事不出户,邻里纠纷不出组,小事不出村,矛盾不上交。

　　赵绪春(山东省寿光市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):在一些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实施前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,对存在或潜在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进行分析、研判,超前制定预防和化解措施,已成为各级党政干部施政的必修课。

　　彭康(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):我市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项目、事项出台实施的前置程序和必备条件,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成为市委、市政府出台重大决策的一项“钢性门槛”。

　　卫立顺(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):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我们有“四千精神”:历尽千难万险的勇气去正视信访稳定工作,吃尽千辛万苦的决心为群众排忧解难,说尽千言万语的耐心去做思想政治工作,用尽千方百计的办法去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。